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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年智慧“穿越时空” 助力推进“百日行动” “枫桥+乡约” 成就基层治理“蓝田样本”

北宋时,在京兆蓝田(今天陕西省蓝田县),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成文乡约——《吕氏乡约》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浙江省绍兴诸暨市枫桥镇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,坚持就地化解矛盾,形成了“枫桥经验”。

“基层强则国家强,基层安则天下安”。2019年,公安部部署“枫桥式公安派出所”创建工作,西安市蓝田县公安局以《吕氏乡约》为文化滋养,以《吕氏乡约》诞生地三里镇为试点,以文姬路派出所为示范,探索“枫桥+乡约”警务模式,让古老智慧在新时代基层治理中绽放光辉。

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“百日行动”开展以来,“枫桥+乡约”警务模式持续散发独特魅力,奏响新时代基层治理绮丽乐章。

“四预”:助迷途少年“返航”

一位古稀老人,用40多斤晒干的橘子皮所卖的80块钱,做了一面重达3斤左右的锦旗,亲手送到文姬路派出所。

这面锦旗的来由,要从社区民警燕高飞处理的一起未成年案件说起。

燕高飞所辖社区的这位古稀老人,某天一大早找到他,说自己的孙子在其他同龄人怂恿下,为了零花钱,卖了他的三轮车。老人是垃圾清运工,没有清运车,就等于失业。而且老伴患病,子女又不在家,这可愁坏了他。

燕高飞立刻摸排走访,在村口的一家店铺找到了被卖车辆。并自掏腰包,用400块钱赎回车子,亲手交给老人。

随后,他将老人的孙子带回派出所,由副所长张强跟他耐心谈话。得知他有当兵的想法,但是年龄、学历不够后,派出所和县里联系,辗转协调教育部门,为他找了一家技校,帮助他学习手艺、提升学历,为将来当兵做准备。

考虑到离开学还有3个月,文姬路派出所又给他找了一家饭店,让他到后厨当学徒。

“就该未成年人而言,如果不对一些行为、思想进行纠正,他就可能误入歧途。因此,我们利用‘四预’机制,将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提前预防。”文姬路派出所所长胡森荣说。之后便有了其爷爷送锦旗的一幕。而在蓝田县文姬路派出所办公室里,已经挂满了群众送来的大大小小的各式锦旗。

这起案件是文姬路派出所利用“四预”机制,将迷途少年拉上正途的典型案例。在“枫桥+乡约”模式上发展出来的“四预”机制,包含预知、预判、预警、预应4项矛盾感知步骤,构筑起预防矛盾纠纷的全链条。

以燕高飞为代表的社区民警,则是蓝田县在“枫桥+乡约”模式上的又一项创新。目前,蓝田全县已有48名社区民警兼任村(社区)党支部副书记,变乡村治理“参与者”为“推动者”,推动党务、政务、警务有机结合。

“1+N”:“四两拨千斤”化解纠纷

“警察同志,你赶紧到村里看一下,两拨人闹得不可开交,正要打架呢!”

今年7月底,正值“百日行动”期间,西安市蓝田县三里镇秦家寨村有人向社区民警反映,村里正在发生一起激烈矛盾,随时可能引发斗殴。

原来秦家寨村黄某强、吕某龙等4户村民居住在地势低洼地段。吕某龙为防止雨水从门前水泥路流到自家院子,便用几车沙土将自家门前垫高,导致积水流向其他人家。

7月下旬,蓝田县普降大雨,黄某强家门口成了“重灾区”。这天,黄某强家里办丧事,但门口积水严重,车子无法开进院子,亲戚朋友也难以进入他家大门。黄某强将此事归咎于吕某龙垫高自家门前所致,与吕某龙弟兄三人发生争执。

社区民警了解情况后,立即启用“1+N”联合调解机制,联系村里警务调解员、包村干部、村里乡贤等,现场进行调解。通过一众人多方说和,4户人家最终同意在自家门前各修一条水渠,来彻底解决积水问题。

随后,村支书叫来铲车、挖机,迅速修好水渠。4户人家现场签订调解协议。自此,一起剑拔弩张的矛盾彻底化解。

蓝田县公安部门在“枫桥+乡约”模式实践中,依托社区民警,创造出“1+N”矛盾联调机制。“1+N”中的“1”即是社区民警,“N”指司法所、镇村干部、网格员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行业单位、乡贤、律师、志愿者等各行各业人士。

黄某强、吕某龙矛盾纠纷的成功化解,即是“1+N”矛盾联调机制发挥作用的典型案例。

“警务调解员”:基层矛盾“润滑剂”

西安市蓝田县三里镇的王某炬和王某侦,原是一对谈婚论嫁的恋人,后因琐事感情生变,双方就解除婚约中的赔偿问题争执不下。

“百日行动”期间,双方父母在女方家门口前产生激烈争吵,险些酿成打架斗殴事件。村里人便找到警务调解员王粉利,希望通过调解员的从中斡旋,让双方就此平息。

王粉利将双方叫到村委会办公室,不厌其烦地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调解,促使女方现场退还男方8万元费用。双方就此和解,此后再无纠葛。

李某义饲养着一只拥有几万粉丝的“网红”京巴狗,被王某平的金毛犬咬伤,双方就治疗费产生激烈冲突,民警张文航协同警务调解员李世勋,促使双方迅速和解;王某锁拆房过程中,楼板将邻居房屋墙面撞出一个大窟窿,警务调解员王涛跑完东家跑西家,终使两家化干戈为玉帛……“百日行动”期间,警务调解员大放异彩。

在蓝田县文姬路派出所辖区,警务调解员已成为调和群众矛盾的“润滑剂”。“有矛盾找调解员”,渐成当地共识。

“农村的矛盾纠纷往往是多年积怨导致,有的甚至是几代人的积累,我们聘请的‘警务调解员’都是村里人,他们知道本村矛盾纠纷的根源,因此在调解中能够标本兼治。”张强说。

胡森荣介绍,该派出所在“枫桥+乡约”警务模式基础上,为辖区27个村组、3个社区全部聘请了警务调解员,给予他们搜集社情民意、调解矛盾纠纷等职能。警务调解员同时也是村里的调委会主任。

他们来自基层、熟悉基层,又热心基层事务,加上文姬路派出所对他们进行各项专业化培训,让他们成为了村镇矛盾化解专家,以及警务力量在基层“毛细血管”的触角延伸。

自警务调解员组建以来,到今年8月10日,他们已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约180起。

“四步法”:预防民转刑、刑转命

邻居家房子落水,浸坏了自家墙体,该户男主人身患重病,打算“一了百了”,趁邻居回家后,对其痛下杀手。文姬路派出所得知情况,立刻阻止其邻居回家,并对双方释法说理、左右调和,促使双方和好如初。

小伙在村里养猪,熏坏了周边邻居,邻居长期对他进行咒骂。小伙闷声不响地在网上购买原料,打算制作炸药报复。文姬路派出所获悉情况后,立即对其采取措施,并劝其邻居收敛脾气、有话好好说。小伙行政处罚期满后,邻居提着礼物登门道歉,小伙也知错就改,仔细收拾猪圈,双方自此亲如一家……

这是文姬路派出所利用“四步矛盾化解法”预防范民转刑、刑转命的典型案例。

“四步矛盾化解法”即说事评理、定分止争、依法调解、跟进化解“四步”,是《吕氏乡约》在警务工作中的完美体现。

胡森荣介绍,《吕氏乡约》的核心要义可以总结为德业相劝、过失相规、礼俗相交、患难相恤。“四步矛盾化解法”即是援引“德业相劝”精神,利用“一约五会”,针对矛盾纠纷进行说事评理;援引“过失相规”精神,利用乡贤调解形式,对疑难复杂矛盾进行定分止争;对涉法涉诉层面问题,利用民调入所形式,进行依法调解;对案后衍生矛盾,利用多方联调形式,进行跟进化解。

文姬路派出所辖区常住人口5.3万余人,流动人口3万余人。自“枫桥+乡约”警务模式实施以来,辖区矛盾纠纷总量同比下降42%,矛盾纠纷化解率达到98%。

“百日行动”期间,文姬路派出所还围绕“枫桥+乡约”发动各方力量,组建包含61支巡逻队、57个治保会的群防群治队伍。截至8月10日,群防群治力量共出动2300余人次。

此外,文姬路派出所还在9个中心村(社区)实施“8h驻警”模式,成立“读法诵约”宣传队。并编写《常见警情处置指引》《群众工作手册》《民法典(摘编)》等7种口袋读本,不断提升民警化解矛盾纠纷能力。

“蓝田样本”:社会和谐乡村和美百姓和顺

公元1076年,一门四进士的蓝田吕氏四兄弟制定的《吕氏乡约》面世,近千年后的今天,《吕氏乡约》“穿越时空”,在蓝田县的作用不断显现。

依托“枫桥+乡约”,蓝田县公安局在15个派出所党支部建立“学、议、讲、比”制度,利用“三会一课”学先进经验、议发展举措、讲枫桥故事、比实践成果。将社区警务与乡村“一约五会”制度深度结合,社区民警出席村民议事会、禁毒禁赌会、红白理事会、道德评议会、感恩教育会,宣讲法律政策、密切警民关系、引导村民自治。

此外,蓝田县公安局还多方联动,不断扩大“枫桥+乡约”带动效应:与县司法局在调解矛盾纠纷过程中,增加“读法诵约”“鸣钟议事”“彰善纠过”等仪式;与民政部门联手,发动商会、协会等社会组织,订立《患难相恤公约》,提议社会组织依照《公约》,参与扶危济困、联防联控、纠纷调解、应急救援等各项社会工作。

此外,蓝田县县委宣传部组织开展“立约、传约、行约”工程,设立乡约传习所,逐村制定村规民约;县教科局开展“乡约诵读进校园”活动,在全县学校掀起弘扬乡约精神热潮。

在推行“枫桥+乡约”基础上,蓝田县公安局坚持数据赋能、智治支撑,探索“智辅决策、智防风险、智助服务”社会治理模式,搭建“智慧乡村”系统,按照“一村一群”建立“居民群”,推行掌上警务。建设“大数据作战中心”,与派出所指挥室联动,与综治、民政等部门数据共享,化解矛盾于萌芽、阻击事件于初始。

目前,以“枫桥+乡约”为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,正在为社会和谐、乡村和美、百姓和顺的善治愿景提供“蓝田样本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