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房无车单亲妈妈众筹40余万救子，却在孩子病故后将前夫告上法庭？
2019年2月25日，在儿子病故4天后，大连单亲妈妈吕晓媛在本报记者的见证下，将未使用的11万元的众筹善款转捐了出去。
2019年5月20日，针对孩子治疗期间产生的费用问题，吕晓媛再次将前夫起诉至法院，她心中有个疑问——在救助孩子的问题上，是否应该让社会筹款“打头阵”，父亲该承担的责任退而求其次。
事实上，在筹款平台近期引发的舆论风波中，关于社会众筹和家人努力哪个应该“打头阵”的问题也是公众讨论的热点。“捐款人并不负担有法定义务，社会捐款并不免除被告的法定义务。”近期，甘井子法院针对此案的判决书，从法律层面上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新闻回顾
无房无车单亲妈妈众筹救子
第一次报道吕晓媛是在2019年初。2月25日，在儿子东东（化名）因恶性脑肿瘤去世4天后，吕晓媛来到大连青少年基金会，在本报的见证下，将11314.66元转赠给其他需要帮助的患病儿童。除此之外，她还将107700元未使用的善款通过轻松筹转捐给了一位重疾患者。
在这一善举的背后，她为给孩子治病背了10多万元的外债，也承受着为了孩子治疗费的问题与前夫打官司的情感折磨。
时间退回到2015年5月，吕晓媛与丈夫婚姻解体，按照离婚协议当时2岁半的东东由女方抚养，男方每月支付500元生活费；婚前房产归男方所有，贷款由男方偿还。
那时候吕晓媛刚刚经历一场车祸，父亲患有肾癌，母亲患有严重的白内障，一家人租房居住。不过，吕晓媛有一份少儿英语教育的工作，她觉得只要日子能平静地过下去，生活还有希望。然而2017年11月，东东被确诊为恶性脑肿瘤，此后吕晓媛不得不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带着孩子四处看病。
在东东病发之后，吕晓媛花光了积蓄，因无力独自承担，她与前夫沟通治疗费的问题。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两人的协商并不顺利也没有结果，而孩子在等着看病，在无房无车的情况下，吕晓媛通过网络向社会发起了重疾筹款。
2018年3月，经过4次筹款，资金到账后累计数额为19.9万余元，而东东经过31次放疗合计花费医疗费16.1万元。
第一次诉讼
法院判孩子父亲承担3.9万元费用
东东的治疗还在继续，只依靠网络筹款显然是不行的，无奈之下就孩子的抚养费和医疗费问题，以东东为原告，吕晓媛为法定代理人起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。
吕晓媛请求，将抚养费从孩子病发开始提升到每月2000元，并请求孩子的父亲承担医疗费、生活费、交通费、在京治疗期间的住宿费共计25.8万元。
孩子的父亲认为，自己无固定工作，每月2000多元的房贷已无力偿还，还有年迈双亲需要赡养，所以不应增加抚养费数额；而对于医疗费问题，孩子的父亲认为，已经通过社会捐助支付，不应该再向自己主张。
经过3次开庭审理，2018年11月，法院给出了民事判决——抚养费由500元/月变更为1000元/月。对于原告主张的医疗费、生活费、交通费、住宿费问题，法院认为网络筹款项目类型为个人大病救助，所筹款项是为了全部用于受助人的治疗，资金具有公益性，并非原告及其家人的私有财产，原告因病产生的医疗费用实际已由捐款负担，原告再次向被告主张该部分费用于法无据。因此法院判决，孩子的父亲承担网络筹款花费完毕后新增医疗费用的一半，也就是3.9万余元。
针对判决结果，孩子的父亲提起了上诉。然而尚未等到开庭，东东于2019年2月21日去世，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规定裁定案件终结诉讼。
在孩子走后，吕晓媛根据东东的遗愿，将后期募捐所得但剩余的筹款全部转捐了出去。
第二次诉讼
为给好心人一个交代，再次起诉前夫
第二次报道吕晓媛，是在2019年年中，5月20日，针对孩子生前的治疗费问题，吕晓媛再次起诉了前夫。
经统计，孩子治病期间她共发起8次网络筹款，筹得善款40多万元，减去转捐部分，实际使用善款292484元。而孩子整个治疗期间有票据证明的就有34万余元，实际花费更多。
吕晓媛说自己心中一直有个疑问——在救助孩子的问题上，是否应该让社会筹款“打头阵”，亲生父亲该承担的责任退而求其次？所以她一心要个判决，她要给自己一个宽慰，给儿子一个告慰，也给帮助过她的12133个好心人一个交代。
这一次起诉，吕晓媛请求法院判令前夫支付东东生前医疗相关费用13万元，以及去世后的部分丧葬费用2万元。
在庭审中，东东的父亲辩称，不同意吕晓媛的诉讼请求。他认为对方未能提供用于治疗所花费的所有正规票据。另外，他认为东东所花费的医疗费全部由轻松筹社会捐款负担，并且在2018年底已将己方抚养费数额增加到每月1000元，已履行了自己作为父亲的义务。
法院判决
孩子父亲承担4.2万治疗费和丧葬费
本报记者在本案的判决书中看到，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质证，法院认定东东治病过程中共花费34万余元，吕晓媛为东东支出的丧葬费合计3.5万余元。而为了给孩子治病，吕晓媛通过轻松筹平台实际筹得40余万元，实际使用了29万余元。针对5万元的差额，法院认定东东父亲应负担一半，即2.4万余元。
记者看到判决书中特别写明，东东去世后，未使用的善款不应作为原、被告的财产由原、被告所有，而应当退回社会捐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回报社会。在东东治疗过程中的实际花销费用，属于原、被告的共同债务，由负有法定义务的人共同承担。
另外针对东东去世后的丧葬费3.5万余元，东东父亲认为花费过高。法院认为，丧葬费并无统一标准，无论多少均是为婚生子花费，是对逝者的怀念和哀痛的表现，被告辩称花费过高，法院不予采信，被告应负担1.7万余元。
综上，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一审判决东东的父亲给付吕晓媛4.2万余元，目前该判决已生效。
吕晓媛告诉记者，其实在法院认定的治疗费用之外，还有很多与治疗相关但难以开具票据的费用，比如从国外代购的药品，带孩子去外地看病时的必要花销等，这些加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。所以，她在起诉时向法院主张治疗期间的医疗费、住宿费、交通费、生活费等合计支出50万余元。她认为没有凭证但是实际支出的部分，孩子的亲生父亲也有义务承担。但是对于判决结果，吕晓媛向记者表示，自己明白法庭是一个讲证据的地方，所以她尊重法院的认定。
■说法
社会捐赠并不免除父亲的法定义务
事实上，在某些筹款平台近期引发的舆论风波中，很多网友针对一些筹款人家中本身有资产但是优先求助、依赖于网络的做法多有诟病，也让社会众筹和家人（负有法定责任、义务）的努力哪个应该“打头阵”的问题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。
在甘井子区法院针对此案的判决书中，记者看到对于这个问题给出了法律上层面的回答。判决书中明确写到，“被告对东东的义务为法定义务，原告在社会筹集的善款系他人无偿捐助，捐助人并不负有法定义务，社会捐赠并不免除被告的法定义务”。
对此法律界和社会界人士认为，目前一些重疾筹款平台，增加了人们在生大病时的求助渠道。但是这种渠道并不应该作为第一选择或唯一选择。作为亲人，特别是具有法定责任和义务的父母、配偶等，应该首先尽可能地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救助亲人，不能一味地把责任推向社会。
■现状
打三份工还债已申请强制执行
时间来到2019年年末，距离东东离世已经整整10个月，但是印有东东照片的年历依然摆放在家门口的鞋架上，每次进出吕晓媛都会凝视一会儿。家里，东东生前的玩具和穿过的衣服也都在，“不忘记、不抹去”这是一个母亲想要“留住”儿子的方式。
孩子的姥姥姥爷，也会照常在每个月用卖废品的钱以东东的名义捐给一家慈善机构，老人希望以这种方式让孩子继续“活”在世上。
在东东去世后，为了偿还10多万元的债务，以及照顾日渐病重的双亲，吕晓媛不得不快速整理心情外出工作。目前她在3家幼儿培训机构兼职教外语，由于很多孩子与儿子的年龄相仿，她常常触景生情，在教室外擦干眼泪再进去。
对于网络重疾募捐平台，吕晓媛说自己属于受益者，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，大家的帮助曾解了自己燃眉之急给儿子带来生的希望，虽然目前一些平台因为暴露出的问题存在一些争议，但她认为对于新兴事物不能因噎废食，而是应该通过监管使之趋于完善。
采访中，记者获悉，在法院判决生效后，吕晓媛的前夫仍未支付费用，吕晓媛已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在吕晓媛的心中，为了给孩子治病的钱，需要一次次动用法律来解决，这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悲哀和唏嘘的事，而每一次申请和质证都如同将尚未愈合的伤口撕开然后再撒上把盐。
